上午剩下的时间，我在办公室里和组织部部长邓文东又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话题自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干部考核，二是当前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管理和调整，三是面向全县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
邓文东是个细致的人，说话做事有板有眼。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手里的钢笔不时记录着。听我谈完对国企干部“同一岗位任职五年以上、企业亏损的，原则上调整”和“画年龄线，五十五岁以上副职下，五十七岁以上正职下”的想法后，他放下笔，扶了扶眼镜，看向我。
“书记，年龄是硬性指标，操作起来清晰，阻力相对明确，但反弹可能也大。”他斟酌着词句，“这样调整，动静会不会太大了些？涉及面广，牵一发动全身啊。特别是棉纺厂这样的老大难单位，班子老化问题最突出，但也最敏感。”
我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动静大，是必然的。曹河的国企沉疴已久，不下猛药，难见起色。但下药也要讲方法。我的意见是，分批实施，不要搞一刀切，更不要搞‘一锅端’。先摸底，排出顺序，先解决矛盾最突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五家、十家，一批一批来。争取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全县国企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从现在的五十二岁以上，降到四十五岁以下。要给年轻人腾位置，也要给老同志留足体面，可以到二线部门安排调研员、顾问、专委会主任等非领导职务，发挥余热嘛。”
邓文东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分批实施，稳妥推进。我同意书记的意见。组织部这边会尽快拿出一个详细的摸底方案和分批调整建议名单。”
“这就谈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问题，”我放下茶杯，“关于年轻干部选拔。光把位置腾出来还不够，关键是要有合适的人能顶上去。这次面向全县的考试选拔，就是要把真正有想法、有潜力、能吃苦的年轻干部筛出来。”
邓文东接口道：“书记，这一点蒋笑笑主任已经跟我初步沟通了。我们组织部原则同意，也认为很有必要。只是……时间上，您看安排在年后如何？年前大家都忙，而且很多单位要搞年终总结、慰问，人心也浮。”
“不，”我摇摇头，“我的想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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