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无奈，“现在为了赶产量、抢市场，很多酒陈化时间其实被压缩了。实话实说，现在市面上卖的酒，论口感的醇厚度和风味，可能比不上早年那些产量小、窖藏时间长的老酒了。”
我点了点头，理解这其中市场压力与工艺传统之间的矛盾。我把话题引向现实：“酒厂现在的生产经营，整体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突出的困难？”
孙向东闻言，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跟在后面的苗东方，脸上显出几分欲言又止的为难。
我立刻捕捉到了这个细节，直接点破：“向东，有什么话就直说啊，不要有顾虑。我今天来调研，就是想听听真实的情况，有什么难处，当面谈。”
孙向东搓了搓脸，但他开口说出的，却并非具体的“困难”，而是一个关于利益分配的“事实”：
“李书记，张董事长，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想说。咱们三方合作，按照协议分成，看起来曹河酒厂拿了四成，东投和平安各拿三成。但如果我们抛开协议，从更实际的经营角度算一笔账……今年，咱们厂总共生产了接近四万吨酒，销量非常好，利润总额也很可观，我们初步计算，总利润正在2800万到3000万左右。”
他停顿了下，似乎在组织更具冲击力的语言：“但是，李书记，您知道吗？按照现在的分成模式，曹河县……实际上还是要亏钱的。”
我眉头微蹙：“销量这么好，怎么会亏钱？”
孙向东的语气变得沉重，他开始算一笔触目惊心的“人账”：
“咱们曹河酒厂，现在在册的职工，有三千一百多人。这个数字，在全国同规模的酒类生产企业里，是极其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他的目光扫过车间里并不算密集的工人，“我不瞒您说，这些年我跑过全国不少酒厂参观学习。江西的都昌酒厂，年产量不小，全厂才两百多人；黑龙江林口一家老牌酒厂，不到三百人；广西浦北酒厂，年产酒量也很可观，才六百多人；咱们省内有家去年刚评上‘大型二类企业’的酒厂，全厂固定工加临时工，总共才七百人左右，他们去年的产量也是四万吨左右，但创造的利税是三千八百多万！”
他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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