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环视着会场里一张张神色各异的脸，语气沉重下来：“同志们，年关眼看到了。厂里等米下锅，等钱给工人发工资，等钱买原料维持生产。可我们现在，连厂子到底欠了多少债、窟窿有多大，都说不清道不明！就算西街村那百十亩地，我们按顶天的价，五万一亩全卖了，能拿到七百多万。填进去，还剩下一千两百万的窟窿！就算是一千万投进去，你们有没有把握让棉纺厂喘过气、活过来？”
马广德和旁边几个副厂长，脑袋都快耷拉到胸口了，没一个敢接这个话茬。
“我看，你们的态度还没完全转过来，危机感、紧迫感，还差得远嘛！”
马广德低着头，拿着钢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
“这样吧，空话套话我不听，大道理也不用再讲。”我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更改的决断，“给你们三天！就三天时间！从今天下午散会开始算起！厂领导班子牵头，财务、生产、供销，所有相关部门全力配合，把所有的债务，一笔一笔，给我从头到尾捋清楚！怎么欠的，欠谁的，利息多少，拿什么抵押或担保的，什么时候到期，有没有展期或逾期，统统列成清单，附上原始凭证，形成书面报告，三天后，也就是1月6号一早要送到我办公桌上！”
我看着面如死灰的马广德，语气放缓了些，但话里的分量一点没减：“广德同志，不能简单一句‘受环境影响，总欠款大概一千九百万’就打发过去。一个国有工厂，连给工人发基本工资都要指着银行贷款、拆东墙补西墙，这本身就说明经营管理出了大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啊，解决土地争议，弄来钱，是治标，是输血。深层次的，是要把生产经营的病根子找到、诊断准、下对药、治好它。所以，下一步，县里要优先选五家债务规模最高的企业进行审计。”
马广德一听到“审计”俩字，脸上的肌肉猛地一跳，像是被烧红的针尖狠狠扎了一下。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县长……哦不，李书记，我们……我们厂每年都委托县审计局来人审计的，年底还有例行审计，都有正式的审计报告，结论……结论都是没发现重大违规问题……”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冷笑：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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