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我的意见是，换一个思路，换一条道来解决。把法律问题交给该接手的部门去处理。”我继续说。
孙浩宇忍不住问：“李书记，您的意思是……？”
“啊，法律的问题，最终要靠法律来解决。”我一字一顿，面带微笑的道，“棉纺厂，作为目前土地的实际占用方和权利主张方，可以就这块地的使用权归属，正式向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就是西街村村委会。让法院来审，来判！法院立案后，该做的调解，法院会依法组织；调解不成，法院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照《土地管理法》这些法律法规，做出判决。判给谁，就是谁的。法院的判决书，盖着国徽大印，那就是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说法’。”
“打官司？”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和窃窃私语。
在九十年代初的基层，遇到这种尖锐矛盾，领导们习惯的思路是“捂盖子”、“和稀泥”、反复“协调”，主动引导去法院“对簿公堂”，特别是让国有企业去告村委会，这简直是破天荒头一遭。很多人脸上都写满了惊疑和不解。
我看着他们，语气微笑：“对，打官司。这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天天讲加强法制建设，讲依法行政。遇到了调解解决不了的纠纷，诉诸法律，是正大光明的途径，也是最终的途径嘛。法院判下来了，白纸黑字，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如果判给棉纺厂，那厂里就可以依法依规盘活土地；如果判给村里，那我们再坐下来，研究别的出路，比如合作开发、土地入股，或者县里从其他方面给予补偿。但至少，有了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结论，打破了现在你咬我、我咬你，谁也别想动的僵局！”
孙浩宇面露难色：“打官司，这不好吧？”
苗东方也探着头附和道：“是啊，怎么能去打官司，书记，这个……？”
方云英咳嗽一声，捏着茶杯盖，面色平和的道：“书记也没说一定打官司，先是法院调解嘛，如果你们谁有解决问题的更好的思路，那你们就提出来，咱们再请书记拍板嘛。”说着环顾会场，继续道：“苗县，孙县，包括城关镇，国土，你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几人相互对视，都从对方眼神里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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