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河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企业的行为早已不纯粹是经济行为。
接着，我重点翻阅了棉纺厂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中层干部的履历表。一个突出的特点映入眼帘：从厂长马广德，到副厂长、各车间主任、关键科室负责人，几乎清一色是“棉纺厂子弟”。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老领导，儿子、女儿接班进厂，慢慢成长为干部。外地调入的干部凤毛麟角，且大多干不长。
整个管理层，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子弟兵”体系。这种结构，在效益好、人心齐的时候，或许有凝聚力。
但在企业陷入困境、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甚至“断臂求生”时，这种盘根错节的亲缘、地缘关系，就极易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他们会本能地倾向于维持现状，保住“自己人”的饭碗和位置，哪怕这个“现状”正在滑向深渊。
我注意到，会议纪要里提出“卖地自救”方案，最初竟然是一些普通职工代表和部分中层技术人员提出来的，梁满仓还批评厂领导班子对此一直态度暧昧，议而不决，倾向于“等、靠、要”。
看来，这个厂班子的问题，确实不小。一千九百多万的债务背着，怎么好意思还在位置上。
最后，我又翻看了那四份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纪要格式规范，记录清晰。
四次会议，召集人都是梁满仓，议题都是“研究曹河县第一棉纺厂改革脱困有关问题”。
从纪要中，我能清晰地梳理出梁满仓的思路脉络：他看到了棉纺厂的危局，意识到必须改革；在县财政无力注资、银行不敢新增贷款的情况下，他将目光投向了厂区西侧那块闲置土地，认为盘活土地资产换取资金，是当前条件下唯一现实可行的“自救”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方向没有错，思路是对头的。如果能成功，筹集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确实能极大缓解债务压力。
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一边看，一边用红笔在纪要上勾画、批注。马上梳理出第一个问题：梁满仓事无巨细，管得太深太细。一个棉纺厂的改革，他亲自担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看似重视，实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一把手撸袖袖子干，具体分管副县长和职能部门站在边上看，不敢、不愿主动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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