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就是用来碰头、深谈的。而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光明区那三天啊。这三天里，他接触到的信息，最终塑造了那篇报道的基本基调吧。”
我忍不住叹道：“张叔，您这番抽丝剥茧，简直比咱们刑侦支队的孙茂安还要专业、还要细致。就凭几张看似不起眼的车票票据，就能把一个人的行动意图分析得这么透彻。”
张叔在电话那头轻轻“哎”了一声“朝阳，你这可是在给我戴高帽子了。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看看表象底下藏着什么。这件事情，我之所以愿意多花点心思，是因为这个记者的报道，不仅仅是对田嘉明同志个人啊，更主要的是，其言论些对东原市委、市政府整体工作的倾向，影响很坏，是干扰了大局的。你们县里，难道就对这消息的来源，没有一点怀疑和排查吗？”
我叹了口气，知道在张叔面前没必要遮掩，便实话实说：“张叔，不是没有怀疑。说实话，从上到下，大家心里都有几个猜测的对象。但是这种敏感的事情，关乎同志的政治生命啊，没有百分之百的铁证，谁敢轻易去给领导汇报？现在毕竟不是过去那个年代了，一切要讲法治，讲证据。我不能凭感觉、凭关系亲疏就随便怀疑哪位同志。如果互相猜忌起来，整个班子的团结、县里的政治生态就全乱了。这也是于伟正书记常强调的，‘说话要讲证据，办事要依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