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友福这时微微一笑，显然对这个话题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和判断，他没有直接反驳我，而是将目光投向窗外，看了片刻后说道：“是啊，什么都不用多说。我相信我的眼睛，也相信市场的选择。”他的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历经官场沉浮后的通透。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以及远处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省制药厂厂区，对省制药厂落户东洪县的信心又增添了几分。确实，很多事情虽然大家都没有在公开场合挑明，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清楚的账。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背景和关系往往是最关键的稀缺资源，这一点在九十年代初的基层官场尤为明显。
车队在一级公路上疾驰。前面的两辆黑色皇冠轿车速度更快，几乎是一骑绝尘，很快就消失在前方的弯道处。市政府和市委小车班的司机，不少都是从部队转业的老驾驶员，技术好，胆量大，开起车来风驰电掣。领导们似乎也习惯了这种速度，将行程和时间都放心地交给了驾驶员。
领导的车先行离开后，我们乘坐的中巴车反倒显得超然了许多，司机不紧不慢地掌握着车速，按照自己的节奏平稳行驶。我靠在座椅上，心里却还在想着东洪县发生的枪击案，更想着李叔提到的指纹比对结果——在红旗书记办公室放置子弹的人，与枪杀现场的指纹吻合。这三个人，到底是谁指使他们在郑红旗书记办公室放置子弹？其目的又是什么？虽然我暂时不得而知，但直觉告诉我，这背后恐怕不简单。
虽然前面的小车跑得快，但等到真正返回市委大院时，两拨人马前后相差不过十分钟。我们这辆车停稳后，郑红旗副市长与市政府副秘书长谢福林相继下车。
郑红旗作为副市长，这次并没有乘坐臧登峰副市长的车。虽然臧登峰副市长的车上只有一名秘书，完全还可以再坐一个人，但郑红旗选择乘坐大巴车，其中的意味，我能明白几分。郑红旗和臧登峰两人都是市计划委员会走出来的干部，私下交情不错，但在公开场合，两人都很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维持一种“工作关系”的表象。虽然大家都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但这种低调和分寸感，本身就是一种官场智慧的体现。
中巴车停稳后，郑红旗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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