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解释：“侯市长，孙向东的情况确实……”
“没有什么‘确实’！”侯成功打断我，语气斩钉截铁，“他的秘方是国家的、集体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响应党的号召，自愿纳入公有制的！不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他拿着国家赋予的岗位和资源，反过来跟组织谈条件，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嗯？这是思想觉悟严重滑坡！是个人主义膨胀！组织上培养他、信任他，让他担任领导，不是让他躺在祖传秘方上吃老本、讨价还价的！”
侯成功的态度依然严肃：“今天他孙向东可以为了生二胎拿技术要挟，明天马向东、李向东是不是也可以为了升官、发财、解决子女工作来要挟组织？底线一旦突破，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党的威信何在？我看，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想都不要想！”
侯成功的态度比郭志远还要强硬些。我知道再说什么都是徒劳，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我站起身，尽量让语气显得平静：“侯市长，您的指示我明白了。是我考虑不周，只想着解决眼前的困难，忽视了原则性和政治影响。我回去再想想其他办法。”
侯成功脸色依旧严肃，但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朝阳同志，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多，但必须是在政策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要多动脑筋，多在盘活资产、安置职工、寻求市场合作上下功夫，而不是动这些歪脑筋。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从侯成功办公室出来，我看看手表，离十一点只差三分钟了。我压下心头的纷乱，快步走向于伟正书记的办公室。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
郭志远通报后，我走进于书记办公室。于伟正书记正站在巨大的东原市地图前，背对着门。听到脚步声，他转过身。
“朝阳坐下说！”他指了指沙发，自己也走过来坐下，“怎么样？孙向东那边，思想工作做通了？”他开门见山，显然对这件事的进展极为关注。
我定了定神，将昨天与孙向东的谈话，以及他提出的要求，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遍，没有隐瞒，也没有添油加醋。最后，我补充道：“……书记，孙向东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能满足他这个要求，他愿意毫无保留地在技术上支持曹河酒厂，甚至可以亲自过去主持一段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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