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佳佳把报告收好了。
“那那些造谣的杂志——”
“不用管。等冬至那天，所有账一起算。”
第二天晚上。
半岛酒店。
三楼会议厅。
傅奇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一份名单。
七点整。
五十个电影人陆续进了会议厅。
有导演，有编剧，有摄影师，还有几个老演员。
年纪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的也有四十出头。
都是在香港电影圈摸爬滚打了十几二十年的人。
这几年，金像奖的提名名单上，没有他们的名字。
不是因为片子不行，是因为金导不想给。
会议厅里摆了一圈椅子，中间放了张长桌。
所有人坐下了。
张红旗从侧门走进来。
他穿了一身深灰色西装，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
走到长桌前，把公文包放下。
打开。
从里头拿出一沓照片，还有几盘磁带。
“各位前辈。”张红旗站在桌前，“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让各位看点东西。”
他把照片一张一张摆在桌上。
金导和洛杉矶公关公司签的阴阳合同。
瑞士银行的转账记录。
嘉宾名单上，新天地被排在最后一排，靠厕所。
还有那份颁奖词的手写稿。
“这部影片提醒我们，电影不应该被资本绑架……”
五十个电影人围过来，一张一张看。
有人脸色变了。
有人攥紧了拳头。
一个老导演，七十多岁，姓许。
他盯着那份合同看了半天，抬起头。
“这是真的？”
张红旗点了下头。
“照片是我们的人从金导的保险柜里拍的。合同原件还在他手里。”
许导演的手抖了一下。
“我拍了三十年电影。三十年。金像奖，我连提名都没拿过。”
他的声音有点哑。
“不是我的片子不行。是我不肯给钱。”
旁边一个编剧，五十多岁，姓陈。
“去年我写的剧本，拿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金像奖连初选都没进。”
又有一个摄影师，四十出头。
“金导说了，想拿奖，先交十万块公关费。我没给。”
张红旗没说话。
他拿起一盘磁带，放进旁边的录音机里。
按下播放键。
金导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
“本土电影人？本土电影人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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