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查了半年，查到的每一件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叔父他，确实干了不该干的事。”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慢慢地攥成了拳头，青筋暴起。
“然后呢？”李宝儿问。
“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孙成华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我说，叔父，收手吧。趁事情还没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收手。我可以在北疆给你找一处庄子，你过来住，没人找得到你。”
“他怎么说？”
“他说——”孙成华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睁开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泪，“他说我是孙家的不孝子孙，说他做的事都是为了孙家，说我一个守边关的莽夫不懂他的苦心。然后他把我派去送信的人砍了一只手，送了回来。”
那一瞬间，李宝儿看见孙成华眼睛里有光在碎。不是愤怒，是比愤怒更深的东西——是失望。
是对一个从小敬仰的亲人、一个教导他骑射兵法的人、一个曾经在他心中如神祇般存在的长辈，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失望。
“那之后呢？你做了什么？”李宝儿的声音放得很轻。
“我什么也没做。”孙成华说，“我守我的边关，他做他的事。我没办法去举报他——他是我叔父，从小把我养大，教我读书识字，教我骑马射箭。我不能亲手把他送上刑场。但我也没有帮他，一件都没有。他写来的信，我一封没回；他送来的银子，我一文没要；他派来的人，我一个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