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学第三次打电话的时候阮德明没接，过了两个小时回了一条短信：刘总，这个事情不是我能解决的，您可能需要直接和范先生那边谈。
刘志学看完这条短信，把手机放在桌上，没有回。
他让郑泽去摸范文达那边的口风，不是直接找范文达，而是通过施工队陈老板的关系，找到范文达手下一个管堆场的人吃了顿饭，酒喝到第三轮的时候旁敲侧击问了一句：范总那边到底什么意思？
那个人喝多了话也多了，说了一句：“范总的意思是这块地的事好商量，什么都好商量，就是得坐下来谈。”
在生意场上，“好商量”三个字的意思是你得出钱，出多少钱坐下来谈。
刘志学在韩国听过太多次这种话，语言不同但逻辑一模一样。
但范文达要的不只是钱。
郑泽又打听了两圈，拼出来的信息越来越清楚，范文达知道来了一个有钱的韩国投资者，这种人在越南是稀缺资源，尤其是在海防这种二线城市，一个愿意花几百万美金建仓储基地的韩国人意味着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投资。
范文达要的不是一次性的封口费，是长期绑定，把刘志学变成他在海防的提款机，以后刘志学在海防做任何生意都得过他这一关，每一笔都得给他抽成。
刘志学让工地停了。
不是认输，是没有筹码继续往前走。
在仁川遇到这种事他有一百种办法处理，打电话给朴正浩让检察厅出面、找李在成的人上门施压、让众华的律师团发律师函打官司拖到对方受不了、或者直接让人把范文达的堆场砸了。
但在海防，这些手段一个都用不了。
他手上没有检察官、没有打手、没有律师团、没有任何一个越南本地人愿意站出来替他说话。
郑泽和杨凯文是他仅有的两个人。
三个人坐在这间租来的公寓里，窗外是海防港口的塔吊和嘈杂的摩托车喇叭声，空气里有一股越南特有的气味，鱼露、汽油尾气和热带植物腐烂后的甜腻混在一起，跟仁川完全不同。
他想过给杨鸣打电话。
但这个念头在脑子里只转了一圈就被他否掉了。
杨鸣派他来越南是让他独立撑起一个盘子，不是让他遇到第一个麻烦就回头找总部。
他在韩国几年从零开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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