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兴明此举，看似放权，实则是要以舆论为镜，整肃吏治，通达下情。
“拟旨！”朱兴明不再给反对者机会，“即日起，鼓励民间士绅、商贾、学子，依法创办报纸，广开言路，以通民情，以正视听！具体章程，由礼部、刑部会同内阁，详细拟定，颁行天下！”
这道旨意，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朝堂之上，争议难免，但在皇帝的强力推动下，政策还是迅速落地。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道关乎文化传播基础的旨意也颁布了。
“民间造纸，历朝皆有，然多规模狭小，工艺陈旧。今鼓励民间广设纸坊，改良技艺，朝廷予以税赋减免，其优者，可由官府采买。务使纸张易得，价廉物美，以利文教传播！”
这道鼓励民间造纸的政令，与放开报禁相辅相成。一时间，原本只是家庭作坊式的造纸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商人们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纷纷投资建厂。京城周边、江南水乡，大大小小的造纸坊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他们竞相改进技术，利用破布、树皮、竹麻等原料，生产出更多、更便宜、质量更好的纸张。
纸张，这个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世家大族和官府垄断的“奢侈品”，开始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为知识的普及奠定了物质基础。
政策的连锁效应很快显现。
就在圣旨颁布后不到三个月，京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办报纸——《京华新报》创刊了！
创办人是几位致仕的翰林和颇有声望的乡绅。报纸采用廉价的竹纸印刷，内容除了转载官方的政令摘要，更多的是市井新闻、物价行情、各地风物、甚至还有一些针砭时弊的短评文章。
虽然文笔尚显稚嫩，内容也难免粗疏，但一上市，便因其新鲜、贴近生活而引起了轰动，很快销售一空。
紧接着，《商贾旬报》、《文苑录》、《市井谈》等各种定位不同的民办报纸相继出现，形成了百花初放的态势。
报纸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某个官员的不法行为，可能很快就会被某份小报披露，引来舆论哗然；
朝廷的一项惠民政策，也能通过报纸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官员们确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行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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