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无视百姓生计之艰、将士报国之切、商贾营生之难，此理悬于空中楼阁，于国何益？于民何补？
新政重事功，非是轻道义，乃是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理！
国不强，则外寇欺凌，百姓涂炭，纵有万千圣贤道理，可能挡胡虏铁骑？民不富，则饥寒起盗心，礼义廉耻从何谈起？教化需有根基，这根基便是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冤可申。
无此根基，一切高妙义理，皆如镜花水月。兴书院、刊经籍固然重要，然若只以此为先，而置农桑、水利、武备、财赋、律法于不顾，岂非缘木求鱼？天下学问之大之广，人之一生学也无涯！我等当兼容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富国强民所用，方是正道！”
杨炯这一番话，引经据典，却又紧贴现实，如疾风骤雨，将梁氏兄弟那套高大的道德理想主义批驳得立足不稳。他所举皆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疾苦、国家困局，强调务实与根基的重要性。
梁伯赞陷入沉思，眉头紧锁，捻着颔下短须，反复咀嚼杨炯的话，心中那坚固的儒学壁垒似被打开了一道缝隙。
梁叔赞则脸色微白，犹自不甘，嘴唇动了动想辩解，却一时找不到更有力的立足点，最终只是扶额轻叹，目光中充满了困惑与挣扎。
杨炯见二人沉默，知其心中已有所触动，此二子本质纯良，学问根基深厚，只是过于沉浸书斋，不谙世事。
他心中已有计较，直接开口道：“修身明理固然要紧，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你二人心性质朴，学问精纯，正是引导人心、匡正风气的好苗子。”
这般说着，杨炯轻笑着看向兄长：“梁伯赞，枢密院监军司，专司军中风纪教化，整肃军伍思想，需刚正明理之人。你去那里，做个见习录事参军，随军行走，看看将士所思所想，体察军旅实情，将你那圣贤道理，结合实际，想想如何才能真正提振士气，明晓忠义！”
“梁叔赞，”他又看向弟弟，“龙骧卫乃天子亲军，拱卫京畿，责任重大。其监军一职，尤重思想引导，使将士知为何而战，明忠君报国之理。你去龙骧卫狴犴营，任见习监军！”
“啊？！”此言一出，不仅是梁氏兄弟目瞪口呆，同桌的汤臣、杨叔，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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