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机成功的消息，以不同于联名信的传播方式，在特定圈层悄然扩散。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四九城内部。
那些曾在联名信上署名、或在“秋风”行动中被敲打过但侥幸过关的边缘人物，集体进入静默状态。
机床局那位率先道歉的老局长，再次登门，这次不是求助，而是表态：
局里愿意腾出东郊一处闲置的厂区，作为试验区首批“中试基地”。
并拿出三个技术小组、二十名骨干技师的编制，整建制划归研究中心调配。
王建军没有拒绝，也没有全盘接收。
他只要了那处厂区，技术人员则提出“联合培养、双向流动”的新模式——人是机床局的，项目在中心，成果共享。
老局长连连点头，出门时长叹一声：“王市长这是给咱们留面子，也是留后路。”
同一天，市计委、财政局联合下文，正式批复设立“四九城新技术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首期资金五百万。
虽然数额不大，但在1982年，这已是破天荒之举，且明确采用“拨款改投资、收益再循环”的新型运作模式。
文件起草者之一，正是市财政局副处长王爱佳。
她没有署名，但通宵加班的同事记得，她对着王建军的方案草案，逐条标注法条依据，改了整整七稿。
紧接着，国家科委、计委联合调研组抵达四九城。
名义上是“调研地方科技工作”，实则直奔西郊研究中心，关起门来看了整整一天。
带队的是科委一位副局长，临走时对王建军说：
“你们的路子，和传统科研院所不一样。
成果鉴定、人才职称、经费管理……这些‘软环境’的配套政策，你们先摸索，出了问题我们帮着改，有了经验我们往外推。”
话说到这份上，已是默许“试验区”在政策创新上先行先试。
至此，西郊“微电子技术应用研究中心”正式从秘密筹备状态，转入半公开的快速发展期。
编制从几十人扩至近百人，王皓文被正式任命为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年方二十二岁，成为当时四九城工业科技系统最年轻的副处级技术干部。
任命公示期间，有人嘀咕，但无人公开质疑。
那台原型机就摆在中心大厅，每天定时运行演示，玻璃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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