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七日，清晨六点。
吉普车引擎低沉的声响碾碎了猫儿胡同的宁静。
王建军拎着那个边角磨白的公文包出来，藏蓝色中山装熨得没有一丝褶皱。
胡同口，聂文君带着剩下的几个孩子站着。
没有多余的嘱咐。
她只是上前，最后一次替他正了正衣领。指尖拂过领口时，很稳。
“去吧。”
她说。
车是直接开进西城一处院落的。
绿荫很深，门岗静默。
李副秘书长在廊下等他，引他进了一间向阳的会客室。
屋里还有一个人。
是一位老人。
穿着半旧的灰色中山装，坐在沙发里看报。
听见动静，他放下报纸，抬起眼。
王建军觉得这张脸有些难以形容的熟悉。
像是在某篇重大报道的配图里见过，又像是在某个内部传达文件的抬头称谓上读过。
但此刻，那张脸上的神情很淡，像秋日平静的湖面。
李副秘书长没有做任何介绍，只是对王建军点了点头：
“建军同志，坐。
关于你明天的发言，老领导想听你聊聊更深处的东西。”
老人端起白瓷杯，喝了口茶，目光落到王建军脸上。
那目光并不锐利，却有种沉甸甸的穿透力。
仿佛能越过他准备好的所有数据和说辞看透他这个人。
“你的报告我看了。”
老人开口，声音平和，带着一点南方口音的痕迹：
“钢产量，利润，技术革新，都很好。但我想听的，不是这些。”
他略作停顿，仿佛在斟酌用词。
“我想听的是，你做出第一个决定的时候——
比如，决定把全厂的利润留成，砸进一条谁也没见过的‘星火一号’试验线时；
比如，在所有人最看重产量报表的时候，你坚持抽调骨干、耗费资源去保那些一时看不见成果的技术苗子时……”
老人身体微微前倾。
“你心里，到底依仗的是什么？”
房间里安静极了。
王建军能听见自己胸腔里心脏沉稳的搏动。
他知道，这个问题，比他过去十年面对过的任何技术难题或生产危机都要核心。
它问的不是方法，是根基。
他没有回避，也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了几秒，让思绪沉到最底处。
“我依仗的……”
他缓缓开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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