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站在院子里，手中徙河来信被晚风吹得簌簌作响。
之前的画面在眼前清晰如昨——
不是万人撤离的宏大场面，而是那些细碎的、滚烫的人间片段。
他想起了陈老爷子。
那位失去三个儿子的倔老头。
八十多了，拄着拐杖守在门槛上，说死也要死在老宅里。
1976年，第三轮动员的最后一天，他第五次走进那个院子。
这次去，他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是陪着老人坐在破败的小院里，听他说了一下午那些早逝的儿子。
说那些埋在矿下的岁月，说这老屋是他们家唯一的念想。
八十多岁的老人蜷在门槛上，身后堂屋里三张烈士证在昏暗中泛着微光。
“王主任，您回吧。”
老人的声音干涩：“我三个儿子都埋在这片地下，我得守着。”
王建军在他身边坐下，递过去一支“大前门”。
两人沉默地抽了半支烟，院子里只有鸡啄食的咯咯声。
“陈大爷。”
王建军终于开口，声音很轻：
“您大孙子在矿上下井，今年该评三级工了吧？
我听说他对象是县纺织厂的姑娘，人不错。”
老人握着烟的手顿了顿。
“二孙子在县中念书，班主任说他物理特别好，以后能考大学。”
王建军继续道，像在拉家常：
“小孙女经常帮她娘糊纸盒，一天能挣八毛钱，说攒钱给太爷爷买新棉袄。”
他转过头，看着老人浑浊的眼睛：“您要是真守着这老屋不走，万一……
我是说万一，屋子撑不住。
您大孙子和她对象之间的事情……
二孙子还能不能安心高考？小孙女攒的买棉袄钱，最后得换成什么？”
老人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只有肩膀开始剧烈颤抖。
最后，王建军只说了一句话：“陈大爷，您三个儿子是为建设国家没的。
今天我请您搬，是不想让更多爹娘，体会您当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疼。”
老爷子浑浊的眼睛望着他，许久，长长叹了口气。
第二天天没亮，陈老爷子自己收拾了包袱——
三张烈士证用红布包着，一本泛黄的相册，几件换洗衣服。
临出门前，他在门槛上坐了很久，最后用枯瘦的手摸了摸门框上三道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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